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

  大家好，我是魏伟，目前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过去十五年，我的研究一直都在关注中国的同性恋，也出版过两本相关议题的专著。

  同性恋是人类性取向的一种形态，和主流的异性恋者相比，一般认为它的人数占总人口比重的大概3%到5%。

  这个比重看起来不显眼对吧？但放在咱们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里面，也有5000万到7000万之众，再加上他们的父母，那么受同性恋影响的人口至少也有1.5到2亿，这显然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社会现象。

  今天中国社会里面同性恋者的可见度也慢慢变得高，我想请在座各位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认识同性恋者？我想现场到一席来听演讲的观众，也许多少都会认识一两位吧。

  我是重庆人，在川渝一带同性恋者被叫做“飘飘”，他们活动场所叫做“飘场”。因为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那些同性的男人一辈子也无法安定下来，就像秋风中的落叶，注定飘荡一生。

  成都的同志圈里过去流行“绞人”的说法，“绞”在四川话里是有纠缠和结合的意思。我们一般说某个同志在和谁“绞人”，意思就是说他和谁纠缠在一起，他想和谁谋求一个长期的情感关系。

  但是如果回到四川话的语境中，“绞人”这个词一般是不会用来形容异性恋恋爱或者婚姻那种正式关系的，而是常用于概括受到质疑的情感关系，比如说婚外情。成都的同志圈里惯用“绞人”这个词来描述同志关系，我想多少是带有一些负面的含义，说这种关系是临时的、不正式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李银河老师对中国男同性恋者做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众多的同志关系中，带有情感基础的比例非常低，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交往和性方面非常活跃的男同志，即便有一小部分人想去挑战传统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去追求长期的情感关系”也是不被身边的朋友所鼓励的行为。

  今天的同性恋者和历史上那些爱慕同性的先驱相比，它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就是今天的同性恋者普遍建立了同性恋的身份认同。而这种身份认同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要去寻求和建立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的伴侣关系，这样就和异性恋家庭一样，成为了一种独立的家庭形态。

  2005年，我在成都采访了相当数量的同志伴侣，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因为当时我在成都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男同性恋社群，所以我在这一部分所举的例子也都是来自男同这边。

  林涛就是当时我采访的一个男同，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和他的伴侣一起生活了10年，这在当时的同志社群是非同寻常的事情。

  问起同生活是如何开始的，林涛就特别提到了两个因素，一个是他伴侣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另一个是他和他的伴侣工作都比较自由——林涛是个导游，而他伴侣是一个售卖工艺品的小业主。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为同志家庭的出现提供了最重要的结构性支持。在座各位可以想一想，在以前的单位制度下，两个男人怎会是在一起生活？你要么结婚，向单位申请独立住房；要么就和家人生活在一起，没有空间，没有隐私。

  所以说那个年代走进异性婚姻，过一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私下里偶尔流连一下“飘场”，这样的“双面生活”对同志而言可能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也剥夺了TA们不知情的异获得幸福的权利，制造了很多“同妻”、“同夫”的家庭悲剧。

  庆幸的是，一方面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人们建立关系和发生连接的方式；另一方面，集体主义的思维方法开始式微，人们更加重视个人权利，追求个人自由。所以说今天的年轻同志，就不再需要或者是不再必须去重复前辈的老路了。

  杰是我2005年在成都采访的另外一位男同，他和他的伴侣曾经是成都同志圈里的一对模范伉俪。他们不仅在一起生活了8年，在经济上也不分彼此，一块买房买车。

  当谈到对这段关系的期望时，杰说：“我希望两个人能够一辈子走下去，但是这样的结果我也没听过，也没看过。“这样带有某种实验性质的东西，他自己有时候也不确定，但是他很坚持一定要去创造。

  虽然当时在成都我采访的好多同志对杰的做法是抱有怀疑的态度，但和李银河老师在做研究的时候已经很不同了，他们羡慕并且向往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式。

  同志家庭是需要想象的，最狂野的想象莫过于和异性恋家庭一样可以生儿育女。我这里需要非常说明的是，同性恋者过去一直在生孩子，怎么生呢？走进异性婚姻，结婚生子，那曾经是中国绝大多数同性恋者的宿命。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在同性关系的框架下生孩子。

  我在同志社群做了将近20年的研究，过去15年，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有一个Gayby Boom，也就是同志生育潮开始暗潮涌动。可是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一起生孩子，这难道不是天方夜谭吗？

  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慢慢的变多的成为了现实，这也得益于影响同志生活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因素，那就是新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比如互联网，我估计超过99%的同，包括我和我的伴侣，都是利用互联网认识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辅助性生殖技术为代表的生物医学技术。同性恋者要成为父母，一般来说会有三种形式：收养，形式婚姻，跨国辅助性生育。

  同志在理论上是可以收养孩子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还是异性恋的已婚夫妻更可能被第一先考虑。而且受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同志社群好像对收养这个选项也不是很积极，所以我十几年前在同志社群做研究的时候，不但没有生孩子的，也没什么收养孩子的，比较少。

  另外两种形式都不同程度和辅助性生殖技术有关。一种就是一个男同和一个女同缔结的形式婚姻，如果双方同意，他们能够一块生孩子。这个方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因为它是在法定婚姻的框架之下，经济成本比较低，制度成本也比较低，但是它的情感成本很高——因为形式婚姻它不是真正的婚姻，俩人没有真正的感情，我俩人都不熟，还怎么养孩子呢。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跨国辅助性生育。虽然运用辅助性生殖技术去解决已婚夫妻的不孕不育问题，这在中国已经很普遍了，但是包括同志在内的单身人士依然被排除在外，如果你们要生孩子，经济条件又允许，那可能就只能到国外去生了。

  这项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重新去审视性别关系、亲属概念和育儿实践等重要领域，在为一些家庭创造希望的同时，也在伦理层面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其中最具争议的为例，女性辛辛苦苦怀胎十月，最后把这孩子拿走，对女性来说存在着身体和情感上的双重异化。而从全球的领域来说，服务的提供者，往往都是来自于族裔、阶层，甚至国籍中的，比如说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而这项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往往都是来自于特权人士，比如西方的中产阶级白人男性，这是很典型的全球不平等。

  正是因为这些争议，目前也只有在极个别的国家，商业性是合法的。但是另一方面，辅助性生殖技术确实是为同性家庭建构亲缘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么同志社群现在作为服务的一类使用者，就必须去正视，并想办法去应对和缓解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平等。

  为什么说辅助性生殖技术为同性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呢？同家庭和异性恋家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大家都能想到，在异性恋家庭中，孩子和父母双方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在同志家庭中往往只能和其中一个有血缘关系。但是辅助性生殖技术，尤其是IVF技术，是可以在同志家庭中建构血缘连接的。

  比如说在女同社群中很流行的“A卵B怀”，就是一位伴侣提供卵子，做成了受精卵以后，植入另外一个伴侣体内，由她来怀孕生育，这样出生的孩子和两个妈妈之间都有生物上的联系。

  再比如对男同而言，伴侣双方各自提供，然后寻找一个共同的捐卵者，或者是一个母亲，这样生出来的儿女，和两个父亲是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TA们彼此之间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

  由于辅助性生殖技术在实践中的不可控因素非常多，所以出现这种理想状况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这也让那些成功了的拉拉妈妈和男同爸爸们倍感庆幸。

  除了技术以外，今天的中国社会中同志生育潮涌动的的另外一个重要推手，就是新的生育政策。大家可能都知道，2015年我们的祖国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标志着我们的人口治理从控制生育向鼓励生育转变。

  随后也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特别是2016年1月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

  根据这个新的政策，那些法定单身的人士，只要你能提供亲子鉴定，你就可以为你的孩子上户口。

  在我的访谈对象中，不管孩子是跨国或是国内捐精，都上了户口，虽然这之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波折——因为很多地方还没这个先例，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就需要有备而来，比如有一个男同爸爸就曾拿出了国务院文件的复印件。

  我曾经采访过月芳和她的伴侣，她们是一对来自农村的拉拉妈妈，生育了一个儿子。她们在生育过程中一路过关斩将，但最后卡在了上户口这个环节上，非常戏剧性的是，她们竟然去拨打了当地市长热线。

  “当时市长热线岁了，好不容易生了个孩子，你们也就考虑考虑，再说也有新的政策了......” 于是，孩子的户口问题竟然就解决了。

  这是在访谈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几个case之一，一方面她们挑战了我们对农村同志生活的想象，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正真看到基层的政府和机构是怎么去看待同志问题的。

  因为同志家庭呈现出与异性的家庭不一样的形态，它也给同志家庭带来了特别的挑战，需要共同生活的亲属发挥特别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去应对。

  这里我想以海萍的家庭为例子，海萍的家庭关系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必须得画个图：

  海萍在外企工作，形象硬朗的她决定向父母出柜，父母也表示理解，但是为了应对亲朋好友的压力，海萍还是找了个形婚丈夫，主要是在家庭聚会中露露面啥的。父母对海萍的生活不干涉，但是希望海萍可以生一个孩子。

  海萍的形婚丈夫并没有生育意愿，海萍的母亲就亲自出马去游说形婚丈夫的伴侣，你能不能帮帮忙。这个伴侣就同意了，顺利生育了一个女儿。于是现在，海萍、海萍的同、女儿，以及海萍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海萍的形婚丈夫和她的伴侣，也就是这个女儿的亲生爸爸，偶尔也来探望，生活安排相当圆满。

  同志家庭要面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何向孩子去解释这样一种另类的家庭形态？我想，这是想成为父母的或者慢慢的变成了父母的所有同志所必须要做的功课，然后等到有一天孩子忽然把这个why的问题抛出来。

  自从女儿出生以后，海萍就开始精心准备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有了一个在我看起来非常出色的答案。她准备和女儿这样说：

  其实关于爸爸和妈妈的问题，由于同志家庭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准备的回答也都不一样，但是中心思想就一个，那就是他们都很爱你——那些帮助你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可能现在暂时或者永远也不会和我们大家一起生活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他们都很爱你。在海萍看来，孩子最需要的就是爱，在一个爱的环境中去成长，也许那一些问题就不那么重要。

  虽然有了准备，但也有措手不及的时候。有一天海萍的女儿上了幼儿园，回来就问她妈，为什么其他小朋友家的爸爸和妈妈还有宝宝都一起生活，可是我的爸爸不和我们大家一起生活？

  海萍分析道，女儿可能一种原因是在幼儿园耳濡目染，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女儿开始看动画片了，动画片里呈现的不都是这样的异性恋核心家庭的模式吗？

  海萍想女儿还小，也没法跟她讲得太详细，就说爸爸很忙，所以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确实，海萍的形婚丈夫经常出国，所以说也算不得欺骗孩子。但是海萍也开始想，以后可能在家庭安排上要重新做一些考虑，比如说是不是让女儿周末和两个爸爸一起生活。

  海萍家里发生的小插曲其实提醒我们，孩子关于爸爸和妈妈的认知未见得是天生的，可能更多的是受到了日常生活或者是媒体的影响。

  那么和异性恋家庭一样，隔代照料在我采访的那些同性育儿家庭中也是相当普遍的。一方面他们解决了照看孩子的现实问题，另外一方面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促成了同志家庭的正常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是回到海萍家里。平时接孩子是谁的工作？外公外婆。所以说就和其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接送孩子没有区别。按照海萍的话来说，关键人物都在，所以老师学校也不会感觉有什么特殊。

  同志家庭生儿育女在中国社会还是个非常晚近的现象，因为我采访的那些同志家庭的孩子都比较小，也没法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但是在西方，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有很多的同志家庭生孩子了。

  以美国为例，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大概有17%的同家庭都在养育不满18周岁的子女，其中女同家庭比例为24%，男同家庭比例为10%。

  生活在同性恋的家庭环境里面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和异性恋孩子有啥不一样的区别呢？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我的研究里孩子比较小，没法评估，但是西方从1980年一代以来，很多研究都已经充分显示，生长在同性恋家庭中的孩子，他们在心理健康、人格发展和社会适应方面，和异性恋家庭的孩子是没有差别的。

  举个例子，有研究曾经去询问过两个拉拉妈妈一起养大的女儿，问她未来想干什么职业，很多女孩子就会说我想做飞行员，我想做警察，这样传统上属于男性的职业；在家庭关系的方面，由于拉拉家庭是两个妈妈，她们也更加注意和孩子的沟通和交流。而对于男同爸爸来讲，他们可以成为爸爸挺不容易的，又花钱又花时间的，所以他们特别珍惜这个机会，会更少体罚孩子。这些研究显示，同志也能成为出色的父母。

  无论是从形式婚姻到长期伴侣，还是到今天的生儿育女，同性恋的家庭看上去很像和异性恋的家庭越来越接近了？我的研究显示，这些其实也并没有反映出同性恋家庭的全貌。

  大家知道同志家庭目前还得不到国家和法律的承认，缺乏制度性的支持，但是这个硬币的另外一面，就是为同志家庭创造不同的家庭实践提供了空间。这里我想分享一个阿正家的故事。

  阿正和男友在一起生活了六年以后，小男友加入了进来，从此开始了一个三人家庭的生活。三个大男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是怎样的场景？阿正说，开始的时候还是很新鲜，时间长了也就是过日子了。

  当我问到两人家庭和三人家庭的区别的时候，阿正说是各有利弊，快乐和付出是成正比的，但他特别强调，假如没有这个三人家庭，俩人也许走不到这么长久。

  这就使我想起了在西方，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就开始做一些比较研究，这里我想让在座的各位猜一猜，异性婚姻、男同婚姻、女同婚姻，这三种婚姻形态，哪一个的离婚率最高，哪一个的离婚率最低？结果可能是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的：

  男同离婚率最低，女同离婚率最高，而异性婚姻离婚率位居中间。为何会这样？其实阿正那个家庭的故事就说明了一些原因。女同对情感要求是比较纯粹的，如果出现出轨或者背叛，两人会选择分开。男同在性的问题上更有可能实现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配偶中常见的矛盾对男同婚姻影响较小，反而这个家庭是更稳定的。

  和阿正的研究是在2016年做的，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也特别去联系了阿正，一种原因是想征得他的同意，在这个演讲中分享他们不一样的家庭实践，另一方面也是好奇现在这个三人家庭怎么样了。阿正告诉我说，一切都好。这样算起来，这个三人家庭已经走过了13个年头了。

  安妮是我采访的另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安妮是一个律所的高级合伙人，和伴侣生活多年，她们也想要孩子，但是安妮很忙，又要养家，伴侣身体不好，岁数也偏大，所以说她们不是像一般的女同那样是自己生孩子，而是选择到美国去。安妮的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和她的一些同志朋友构建了一个小型的同志乌托邦。这个小型的乌托邦之所以能出现，其实还要归功于一项影响同志的地方性政策。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上海的朋友，在上海，如果你是自己有居住证而没有上海户口的未婚人士，你是不能买普通住宅的，只能买商住两用楼。所以在安妮和她的伴侣所居住的楼里，她后来发现左邻右舍不少都是同志。因为大家都受这个歧视性政策的影响而到这儿住了，大家长期你来我往，互相走动，最后就很熟了，甚至还一起搞会所。

  除此之外，安妮还有一帮关系特别密切的拉拉姐妹，平时安妮忙，她们就帮助安妮家照看孩子，拉拉姐妹需要买房子，需要用钱，安妮和她的伴侣也是力所能及地给予支持，所以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面，这帮情投意合的圈内人就成了家人。

  我们以前都会预设，生育只有通过异性恋才能实现，但是看看今天中国的社会，城市里面好多异性恋夫妻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反观一些同性的家庭，像我讲的这样，尽管面临身体和制度上的障碍，却巧妙地利用政策的变化或者是新的生殖技术，实现了生育的愿望。

  在生育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同性恋家庭、异性恋家庭两相对比，好像发挥更及其重要的作用的并不是生物因素，而是社会经济和法律政策的因素。

  除去生育之外，我觉得同志家庭对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在于，他们体现了行动者对于社会结构的独创性和能动性。

  因为各位明白，同志家庭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建立在个人选择、友谊及承诺等超血缘的关系之上，由个体创造出来的亲密关系。

  这样选择的家庭，它挑战了基因在界定亲属关系和家庭中的特权地位，创造出了另类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态。但这并不代表要放弃承诺或者放弃责任，比如你们可以看到阿正的故事或者安妮的故事，而是引导两者在新的家庭形态中进行重组，从而为开创新的人际关系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看看今天中国当下，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际关系更加的疏离，缺乏关爱，缺乏信任；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对个人的保障也不够，让很多人感叹“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很多人因此出现广泛的集体性焦虑。

  在这个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下，当面临亲密关系、育儿、养老等诸多结构性困局的时候，同性恋社群在探索人际交往和社会连接的可能性方面，或许是走在了前面的，能够给主流社会以特别的启示。

  此外，在社会政策层面，对这些自下而上的民间开创的亲密关系的具体实践，我希望政府和国家也能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