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励君，浙江杭州人。现任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 浙江省侨联副主席。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从1984年到2018年，华日已经走过了整整34年，能够说是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在企业创办初期，我们并不是单纯在做产品、技术，而是竭尽全力冲破种种体制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前20年华日根本不是在做企业，而是联合很多企业一同促使国家破除陈规旧矩，出台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法规。事实上，国家的改革开放也经历了很久的阵痛，是从矛盾和争论中一步一步地冲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了很多企业，华日就是这里面的第一批企业。大浪淘沙，如今大部分企业都已被淘汰，整体存活率很低。

  杭州华日电冰箱厂（以下简称“华日”）是1984年创办的，当时我们生产的冰箱非常受市场欢迎，还曾在浙江省电冰箱博览会上一举夺魁，名声大振。但到1986年，国家对电冰箱行业进行整顿，必须有工业公司生产许可证方能生产，一夜之间，“两委一部”同时发文要求华日“关停并转”，一片大好形势却突遭冷水，我们措手不及，一下子陷入困境。

  为什么会突然进行整顿？当时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冰箱作为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只有国有企业才能生产，华日作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是不能生产的。

  一纸要求华日“关停并转”的文件，让华日陷入了生产停止、资金冻结的困境，要是坚持生产，厂长甚至会面临牢狱之灾。我不是一个服输的人，怎么办？我把全厂700多名工人召集到一起，每人发了两个搪瓷碗，告诉他们先回家，但是一定要相信华日，饭碗总会有的。安顿好工人，我收拾行囊，准备奔赴北京。

  那华日究竟用什么体制来生存呢？为了给华日上营业执照，争取到一个正规的“身份”，我开始不断地往上“跑”。

  那时候小平同志讲“加快步伐，建设四化”，就是要发展经济，所以我们第一步要冲破企业的所有制障碍。

  1987年5月，我第一次上北京。当时地方政府接到“关停并转”的文件通知，并不允许我们企业私自上北京找“两委一部”，而找到“两委一部”也需通过层层介绍，可以说我们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次从北京回来以后，地方政府领导劝我说不要再去了，我说这是一家公司的正当诉求，不让华日恢复生产我是不会停下来的。

  于是我一趟趟跑北京，一遍遍打报告给国家相关部委，陈述华日生存的理由。那时候的陈述就完完全全靠我“一张嘴”。我给相关领导看我们的厂房、设备的照片，告诉他们企业班子成员全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年轻有为，大家都很有干劲，企业效益也很好。我说国家可能不了解我们地方企业的详细情况，但是政府不能“一刀切”，要针对具体企业开具体的“药方”。

  从1987年5月到1988年7月，我就在这14个月时间里七次北上陈述华日生存的理由，至今社会上还流传着“陈励君七上北京”的故事。

  一趟趟的奔波最终没有白费，国家“两委一部”终于同意组织专家小组对我们企业组织定点验收，只要我们的生产装备线、管理、技术通过定点验收， 就可以拿到工业生产许可证，相当于给了我们企业一次“重生”的机会。

  当时，由于“关停并转”的文件，华日银行户头上的钱也被“冻结”了。为了顺利拿回钱，让企业“活下去”，我只能再去不断地“跑”。这次，我找到杭州市的一位领导，说工人要发工资，可是钱在银行拿不出来，明明是我们自己的钱为啥不给我们呢？这位领导被我说得也没法子，又不敢贸然违反国家政策，只能叫秘书去银行商量商量。就这样反复沟通了一个星期，华日好不容易从银行拿到了钱，给工人发了工资。这放在现在是很难来想象的。

  一边解决困难，一边新的困难又一个个出现。由于生产冰箱必须用到进口压缩机，即便是得到了定点验收的机会，没有进口压缩机的华日依旧无法正常生产。但是在那个年代，进口压缩机是有指标的，由国家机械审查办公室负责发放。这个指标，国有企业才有，一般的非公有制企业想都不敢想。

  但是我对华日的产品和团队是充满信心的。为了通过验收，我不仅统筹全程，还亲临现场指挥，往往到了凌晨2点，还在召集中层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开会， 精心安排部署。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让有关部门在验收时下了结论：华日生产的冰箱已经完全达到国家标准了。华日好不容易又迈过一道坎儿。

  原材料也是当时阻碍华日生产的一大“拦路虎”。那个年代国家的钢材是有指标的，轻工业部年年都会规定建材、薄板的生产数量。记得有一年，轻工业部的生产计划中忘了写上“发卡”这一项，当年全国的妇女不得不“披头散发”，因为市场上买不到一个发卡。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觉得计划经济模式不可思议，但当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的确确就是这样运转的。

  对于华日来说，能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中坚持34 年，一来依靠团队吃苦耐劳的品质，二来依靠科学技术创新。

  华日是白手起家的，跟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我们唯有做出特色亮点方能生存。华日的自信正是源于掌握包括智能控制技术、无氟替代技术、节能保鲜技术等在内的核心技术，以及对销售模式的不断革新。

  举个例子，1989年全国家电市场处于疲软期，冰箱从原来的排队购买到无人问津，给了很多企业巨大的打击。由于当时国家特殊的市场环境，华日就“另辟蹊径”搞了一个“冬令促销”活动。在产品滞销的冬季，我让技术人员把我们的产品带到全国各地去销售，有一个技术人员去了唐山，在冰天雪地里卖冰箱。由于折扣力度大，反而有很多人买，这场“冬令促销”活动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那一年很多企业的冰箱销售量都在下降，只有我们是上升的。这次促销，让华日更加坚信“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至今，这种主动“走出去”的精神依然保持着。

  多年在市场中起伏，我也总结出经营之道，当市场环境不好，也要适当限制产量，利用最近一段时间花精力研究技术，等整个秩序平稳正常了再回归。这都要根据各个企业自身的特点来把握，不跟潮流，不随大流。

  华日就是凭借这样的策略顺利度过了1996年的国际金融风暴。受这场危机影响，42家国家定点家电企业全部倒闭，而且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华日审时度势，召开战略目标研讨会，提出了16字的战略目标：科技领先、专业制造、规模生产、持续发展。我们把科技放在了第一位，可以说，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能意识到科技重要性的企业并不多，但华日已经提前考量到这一点，并且花费巨大的精力投入其中。

  关注科技，就是关注产品本身。冰箱的科技性为什么如此重要？冰箱内存放的食物都是直接吃到肚子里的，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而且在所有的家用电器中，只有冰箱是24小时不间断运转的，容易损耗，冰箱的科技化、智能化因此显得很重要。

  华日的第一代产品 — 电脑冰箱在1992年问世。那时的智能化是通过电脑控制，冰箱温度能达到零下30摄氏度，并能通过感知食物的温度来相应地调节温度。国家科委专门为华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电脑非常稀罕的年代，大家都对这台电脑冰箱啧啧称奇。华日冰箱一炮打响。

  1994年，华日研发出国内首台模糊控制电脑冰箱，作为第二代产品，它的亮点是可以在一个范围内设定温度。

  第三代数字冰箱在温度控制方面更为精准，我们运用了生物工程技术，还可以满足活菌细胞极其苛刻的生存需要。

  有一个事情值得拿出来说一说。1991年，发达国家和工业转型国家在蒙特利尔开会探讨大气层保护，并捐款成立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促使企业以停产、转型等方式减少生产、使用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保护自然环境，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一款制冷产品代替破坏臭氧层的元凶“氟利昂”。该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愿意承接技术改造的企业，最后选中华日。这不是偶然，而是得益于华日的超前意识。此前，我们就已投入大量资金请来德国、美国的专家进行氟利昂的替代改造，并历时两年半时间，完成产品的无氟替代。

  当时，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华日，问我们是不是有信心承接。技术改造需要大量投入，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华日作为一家非公有制企业，有没这个决心？有没这个能力？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造福百姓的好事，改造是大势所趋，如果中国不去参加了，未来将用什么制冷剂？因此，华日勇敢承担下了这项改造任务。

  1998年，华日开始和6名入驻的德国专家一起，率先实施这个由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会支持的以环戊烷为发泡剂、异丁烷为制冷剂的无氟技术改造项目。2000年，无氟替代改造项目完成技改并通过验收，华日无氟替代效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联合国《蒙特利尔协议》的先进案例。2008年，在纪念全球保护臭氧层20周年活动中，华日无氟改造项目荣获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示范项目杰出贡献奖”，是中国冰箱行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2010年，这个案例还成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中保护地球的一个案例。

  科技创新是华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6年，华日从杭州九堡搬迁到富阳东洲岛，这个新厂区投资10亿元，生产效率提高了48%，每年生产冰箱200 万台以上。借着这次搬迁，华日引进了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对开门、宽体多门和十字对开等中高端冰箱产品的比例超过70%，这中间还包括大气豪华的580 升对开门系列冰箱、418升智能多门冰箱以及316 升变频无霜冰箱等。这些中高端产品不仅外观时尚，而且融合了智能控制、风冷无霜、零度保鲜以及变频等前沿技术。

  接下去，华日的科学技术创新还有很多路要走。最近我们在实验匀冷冰箱，确保冷空气在每一个角落均匀循环；此外也在探索远程控制技术和语音控制技术，即通过语言来和冰箱“交流”。

  从无霜冰箱、数字化冰箱到未来的超级冰箱，这就是34年的匠心和坚守。我想，这既是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一份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实力和品牌的一个体现，彰显了华日以智能时尚、环保节能、高效保鲜为特色的低碳经济理念， 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拓展了新的平台。

  20世纪90年代末期讲“东方不亮西方亮”以及“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我觉得每个人、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特征，有些人可以涉足多个领域， 实现“多点开花”，但华日就是专注做冰箱的，我们在这个行业里深耕，寻求科技的一次次飞跃创新。

  和华日一样，改革开放后，慢慢的变多的侨商归来，慢慢的变多的侨企兴起，他们对改革开放功不可没。

  之前说到一纸要求华日“关停并转”的文件，让华日陷入了生产停止、资金冻结的困境，安顿好工人，我收拾行囊，准备赴北京跑部委。可是去北京跑部委要介绍信呀，一听我要开介绍信，省里的体改委、经委连连摇头，谁也不敢承担和文件“顶”着干的责任。我不甘心！我想，华日是华侨企业，中国侨联或许能帮上忙。

  一听说我的困难，中国侨联一位领导很是诧异：哪有这样的事情？中国侨联为此特地写了报告，大致意思是华侨办企业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需要，不能用行政手段阻止华侨办企业。这份报告在多部委之间流转，最后到了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的案头，他看后表示，可以网开一面先搞个典型，华侨要特殊照顾，华日是华侨企业，可以先批准限量生产。

  就此，华日“起死回生”，我们的经历给予了很多华侨回国办企业的信心。多年来，一批批的华人华侨来华日考察。对他们来说，华日的发展是营商环境变化的映照，是了解祖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窗口。起初，前来考察的华人华侨对华日的评价是“生机勃勃”；后来，随着我们一轮轮的技术改造升级，他们的评价是“华日是一家科学技术创新型企业”。我想，正是华日一步步的发展壮大，才让他们对祖国充满了信心。

  华侨对祖国、对家乡的感情很深，改革初期，很多华侨冲破重重阻碍回来，带回了国外的理念、资金、技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华侨企业成了祖国经济高水平发展的功臣，从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爱国精神、创业创新的大无畏精神。

  未来的改革开放依旧需要华侨，华侨越发渴望和祖国一同成长。最近，华日在和德国中小企业共建“中德交流平台”，德国的中小企业想到中国来发展，这就需要靠华侨去融合、去联系，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同时，高素质的白领华侨回来后，能从事会计师、经济师等国家重点培育的高端服务工作，为国家建立起更科学、更合理的体制和平台。

  我与共和国同龄，2019年就70岁了，回顾我的创业之路，有人评价我初心不忘，匠心筑梦；也有人说我励精图治，君子如玉。作为企业家，特别是女企业家，我想说，创业过程中的辛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公司的人说什么都是“身先士卒”，冲刺在前，仿佛不知疲倦。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在外出差，白天办事，晚上赶路，飞机摆渡车上短短几分钟路程，站着都能睡着。

  我对员工、对企业、对社会无愧，却对儿子非常愧疚，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确没有多余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陪伴他。

  改革初期，为了冲破制度的阻碍，我三天两头跑北京。一天傍晚我出差回来，远远看到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蹲在地上玩。我心想，这谁家的孩子，这么个大热天还穿着厚棉袄，额头的汗顺着脸颊流下来，黑乎乎的，真是邋遢。我走上去，把孩子从地上拽起来一瞧：竟然是我的儿子！那一瞬间，那种心酸和愧疚，至今一言难尽。

  还有一次，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请客户吃饭，已经11岁的儿子给我打电话，电话一通，另一头就是他带着哭腔喊：“妈妈……”可是，我忙着应酬，想都没想就打断他的话：“妈妈现在在忙，你不要来吵妈妈。”饭后，我把回电话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从此以后儿子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

  这就是创业创新的另一面，80%的企业家都在埋头打拼，辛辛苦苦挣的钱丝毫不敢挥霍，只想着守住事业壮大发展，造福员工和社会。我快70岁了，一般人早就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我还是每天坚持从杭州市区赶到数十公里外的富阳上班，精神饱满地和员工一起工作。“精诚团结、艰苦创业”的华日精神激励着我们拼搏向前，就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华日在大浪淘沙中走过了34年，还越走越稳、越走越好。

  华日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正是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经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激励下，浙江人才闯出一片天。浙商精神代代相传，如今我们提倡新时代浙商精神，即弘扬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兴业报国的担当精神，开放大气的合作精神，诚信守法的法治精神和追求卓越的奋斗精神，这都将鞭策着我们浙商再接再厉，从零开始，续写新的辉煌。

  近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由浙江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访问了李泽民、柴松岳、、厉德馨、李金明、仇保兴、周国辉等多任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同时收录了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马云、李书福、南存辉、沈国军等多位浙商的创业史，何水法、胡宏伟、叶翠微等各界代表人物也在书中叙述了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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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宣布：关闭所有门店！“经营举步维艰，公司决议解散”！两周前还在促销，供应商：凌晨收到闭店邮件